浅谈古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唐代玉器发展  

张丽倩 王博 韦乐乐 周海 张辛未 陈磊 李兆雨  

（1.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珠宝学院，陕西 西安 712046)  

摘要：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发展的机遇与生存的挑战。片面追求商业价值的浪潮中，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内涵极有可能被遗忘，甚至扭曲。本文旨在通过对丝绸之路内涵、唐代玉器玉料、工艺及转变特征研究初步探讨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代玉器；文化传播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silk road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ng dynasty jade  

Abstract: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th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in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In the tide of commercial value, the excell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very likely to be forgotten, and even distorted.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he Silk Road, the jade material, the proc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Key words:Silk Road; Tang Dynasty Jade;Cultural communication  

1丝绸之路简介  

1.1内涵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1]2014 年 6 月 22 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成功，随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国际经贸关注的焦点和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战略。媒体上的宣传热潮，使得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提出的比“丝绸之路”更为古老的“玉石之路”之命题，显得更受冷落。“丝绸之路”是“舶来语”，1987-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一个为期10年的“丝绸之路: 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之后，“丝绸之路”方始流行。^[2]实际上，“丝绸之路”并非单指丝绸贸易之路，其他珍稀物品，如象牙、宝石、玻璃、玉石、大麻、铁、铜等等也是常见的交易物。^[3]2014年9月2日，“丝绸之路文化发展论坛”在中国西安大唐西市召开。大唐西市作为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一直以来，以“传承文化、续写历史”为使命，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重要历史文化内涵为基础，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搭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与平台，共同创造促进丝绸之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良好条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发展的机遇与生存的挑战。丝绸之路的成功申遗，不仅有利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带来良好契机和发展动力。^[4]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丝绸之路”的意义显而易见。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整个欧亚大陆，区域内能源、矿产、旅游、文化和农业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因此，在加强能源合作、区域合作和经济贸易的同时，也是传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媒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是我国外交领域的创新，新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不仅表达了中国与世界持续开展经济合作的意愿，而且具有包容性和文化内涵，既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又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2.2作用  

   "丝绸之路"促进了商品、文化及宗教的交流。在商品交流方面，丝绸与瓷器是当时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的产品丝绸、铁器、金器、银器、镜子、香料和其他豪华制品等进入西方，被西方所熟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其他地区的产品也进入中国，并且互相流通。如阿富汗的青金石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  

在文化交流方面，主要是中国古代技术和工艺西传。如起源于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丝路开辟之前，只有东亚和南亚部分国家的造纸工业比较发达，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在西域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出现，造纸术传播到世界各地；此外，汉朝的军队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对于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同时，在商品瓷器饰品等西传的的同时，中国的雕刻设计工艺和其中的文化内涵也传到其他国家。  

在宗教传播方面，中国的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等国，而国外的宗教如拜火教、摩尼教等也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古“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在中国历史上开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触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相互激发、相互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分，相互滋润，使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向前发展。经过岁月变迁，21世纪初，贸易和投资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为这块沃土注入"肥料"和"生机"。在今天开发西部的热潮中，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现代文明）中将焕发生机。  

今天， “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包括了和平、合作、包容，理解、交流、共赢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同样可以体现在玉文化中，既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玉器制作进行创新体现，同时，还可以将中国灿烂的文化体现在玉器中，通过新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与发扬，这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更是对历史的传承与发扬。可以说，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发展经济推动合作的共赢之路，更是一个延续历史交流文化的广阔平台。  

2唐代玉器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包含了各个方面，中国更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中的中华玉器文明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玉器的根本属性就是在物质财富之中包含着博大的精神文化内涵，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玉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因此，将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之一来研究是具有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双重意义的。我国玉文化和玉器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便是唐朝，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发达、版图最广阔的一个王朝，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高峰时代，开创了玉文化发展的新时代，不仅使传统玉器得到较大发展，玉器艺术更是开启了绚烂夺目的新篇章，奠定了之后一千多年玉器发展的良好基础，在中国玉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可以将唐代玉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  

2.1玉料  

唐代实用类玉器种类繁多，如碗、杯、盅、盏、盒、香熏、钵、盘等，其材料除了和田玉之外，还有水晶、玛瑙、珊瑚、琥珀、绿松石和以石代玉制品等。从现有资料考察，唐代玉器的用料以于阗白玉、青玉、青白玉为主，此外，还有玛瑙和水晶等。下面仅以于阗玉料与西域玛瑙的使用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唐代的于阗是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南道上唯一的大国。自古以来，于阗国因盛产优质角闪石玉而闻名于世，因此自诩为“大朝大于阗金玉国”。据《旧唐书》载：“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贞观六年（632 年），遣使献玉带。”《新唐书·西域传》记述，唐德宗继位时（公元780 年）派遣内给事朱如玉前往安西求玉，在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銙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以及其他的珠宝等。从最初于阗国向唐王朝献玉带，发展到后来唐王朝主动派使臣前往西域地区求玉的情况来分析，似乎表明唐代的统治者已经肯定西域美玉的价值及其玉器加工的技艺水平，而且于阗玉器受到皇室贵族的特别青睐。据张世南《游宦纪闻》载，当时的于阗国由官方优先采集玉石，个人只能在官方采集过后，方可允许采集。这样的政策确保了来自于阗贡玉的质量，为唐代的治玉工艺提供了优质的材料供给。  

玛瑙也是唐代玉器中经常使用的材料。玛瑙为西域“七宝”之一，是昭武九姓粟特人向大唐王朝进贡的品类之一。另外，吐火罗、波斯等地的胡人也都向唐朝政府入贡过玛瑙器。玛瑙器以其鲜艳的色彩、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制作工艺引起了自北朝至大唐皇室贵族的兴趣与追捧。《洛阳伽蓝记》中曾出现过有关北魏的权贵使用西域玛瑙器皿的记载：“（河间王元琛家）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诗云：“内府殷红马脑碗，婕妤传诏才人索。”可知，唐代的达官显贵们非常喜爱使用色泽鲜艳的红玛瑙器皿。古人认为玛瑙以颜色殷红者为上品。唐朝皇帝还经常用精致的玉器赏赐爱臣，其中就包括西域玛瑙器皿。《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时，玄宗曾赐给他两个小玛瑙盘和一个金平脱大玛瑙盘。综上所述，西域玛瑙器皿成为唐代玉器中的新宠。唐代之前，使用玛瑙做装饰品居多，且体量偏小，而使用玛瑙做器皿，特别是造型新颖、体量偏大的玛瑙器皿并不多见。据此推测，西域胡人的入贡品类及其特有的雕琢技艺当是影响这一尚好形成的重要因素。  

2.2工艺特征及发展  

   唐代琢玉工艺以透雕和浅浮雕加阴刻为最常见手法；金玉合成饰物开始大量出现；注意与其他民族、其他艺术类型的融合、吸收^[5][6][7]，比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了270多件唐代金银、玉器。这次发现，是解放以来陕西乃至全国一次数量多、品级高的罕见发现。独角翼兽纹六曲银盘就是这众多金银器物中较为珍贵的一件，具有浓厚的外来文化特征；与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融合，独创的飞天玉器，内涵丰富^[5]。总之唐代玉器相较此前的时代，造型更加多样，色彩绚丽，构图饱满，华丽而清新，可以用满、全、艳来总结 ^[8]。  

3.3唐代玉器发展原因  

中国玉器发展史上，东汉之前可称为“鼎盛期”，玉器工艺无论在选料、纹饰还是艺术品位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此种发展脉络在南北朝却嘎然而止，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断层。^[9]同时，唐代以前的玉器装饰“神灵味”过浓，礼性十足，主要用于丧葬和祭祀活动，而从唐代开始摆脱了这些现象，转而向装饰欣赏和日常实用的角度发展^[10]。这一发展，与当时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主流文化政治思想有关。  

隋唐之前中原汉族思想制约于宗教观念，“宗庙”归属是主要的思想指导，达到了相当的文化高度；但其特征基本是人神两隔的状态，人在神面前感到渺小。而到了隋唐时代，随着科技和思想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存在感在逐渐强化。此外，由于隋唐统治者的身份构成发生改变，不再是单纯的汉族，从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汉族文化思想的桎梏，同时更得益于兼容并收的开放意识之影响。隋唐两代都与少数民族文化有着紧密关联。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是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也是鲜卑族，其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也都属鲜卑族氏；唐高宗李治也承袭着鲜卑族血统。隋唐皇室可以说是胡汉民族融合重构的皇族，也就解释了为何时人的观念习俗随之大变，更是隋唐时代气息与汉魏以前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10]。  

初唐时期，大唐的铁骑战胜了西域势力最强大的突厥人，进而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从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开始，唐朝政权又陆续控制了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康国（康居都督府）、安国（安西州）、石国（大宛都督府）、米国（南谧州）、何国（贵霜州）、史国（佉沙州）、拔汗那国（休循州）、吐火罗国（月氏都督府）等昭武九姓诸国的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中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素与中国往来密切的波斯萨珊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日趋紧密，波斯人将中国的丝绸、陶瓷、药材等大量运往西亚，同时也为大唐王朝输入了织锦、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贵重的手工艺品。西部的拜占庭帝国通过海路或陆路与唐朝政府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另外，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僧侣开始大量进入中原，加速了唐代佛教本土化的进程。还有来自吐火罗、于阗、宾国、康国等国的僧人参与翻译了很多佛经，使佛教题材的艺术形式日趋多样。唐朝中央政府实行了全面开放的政策，整个社会自然形成了一种大度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势。^[11]  

唐朝初年，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多次记述关于天竺西域各国的佛教瑞像灵应传说，首次将天竺西域的瑞像文化展示给唐人。在高僧玄奘、道宣二位释门学者的推动下，有关佛教的瑞像传说逐渐增多，相关的瑞像记载愈加多见，唐代社会中随之形成一种普遍的瑞像崇拜心理。在《于阗史丛考》中经学者考证，于阗全国上下皆崇信佛教，曾雕造过佛陀、菩萨、天王、龙王的“瑞像群”等。据《寺塔记》记载，长安大兴善寺有“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段玉成，截肪无玷，腻彩若滴。”故此，于阗的玉质神像在唐代享有盛誉。后来，于阗的瑞像型制东传至敦煌。唐末五代的敦煌莫高窟，至少27 座洞窟中有按照于阗制式画的瑞像。玉飞天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佛教题材玉雕，当是唐代瑞像崇拜文化的一个缩影。飞天是佛陀的八部侍从之中的两部，即佛经中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合称。乾闼婆，据梵音译为天歌神，因其周身散发香气，又称香音神。紧那罗，据梵音译为天乐神，她与乾闼婆是一对夫妻，形影不离，共同在佛国世界中弹琴歌唱，娱乐于佛。从传世的“白玉镂空飞天”、“青玉镂空飞天”和“青玉飞天”来看，均呈献花或供宝珠等姿态，容颜清秀，身躯修长且曲线柔和，头梳髻或戴发髻冠，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双足或露或隐，衣带在朵朵飞舞的祥云映衬下，随风轻曳，姿态舒展飘逸。^[11]  

在玉石雕刻的图形和纹饰上亦体现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征。例如，在唐代玉器形态上，玉骆驼和玉狮的形象较为常见，而它们并非本土产物，其中，狮子形象随着佛教在唐代的传播，佛经中有关佛陀说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的说法，使狮子在唐人眼中不仅成为佛教中的护法者，又兼具辟邪的功能。但唐代狮子的形象已经完全本土化，既无波斯狮的张牙舞爪，也不像印度狮那样“吐赤白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白玉俊猊和白玉蹲狮，在造型上保留着六朝石雕的遗风，呈现出一副平和、威严的盛唐狮相。此外，在唐代玉器的纹饰中尤以胡人形象的图案与狮纹最能体现出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在出土的唐代玉带中最常见的装饰图案就是胡人乐舞。在唐代的社会中，非常流行具有勇武、雄强之势的西域胡乐，胡人的大量乐器如羯鼓、胡笳、胡琴、箜篌、琵琶等也风靡一时。王建《凉州行》有“洛阳家家学胡乐”的描述。胡人献宝图案在玉带上并不少见，多为手持宝珠、珊瑚之类珍玩的胡人作单腿跪献状，人物造型与印度犍陀罗风格近似，通常被认为是盛赞大唐国势昌泰、万邦来朝的盛世气象。^[11]唐代社会饮酒之风盛极一时，各阶层普遍以饮酒为乐，规模、大小不等的酒肆和酒店遍及城镇。特别是胡人经营的酒肆，还形成了“胡姬当垆”、“胡姬劝酒”的独特风情。唐代王翰《凉州词二首》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是西域胡人的贡品，很快被唐人接受并喜爱。同时，一种名为胡瓶的盛酒器频繁出现在唐代的宫廷宴饮中。胡瓶来自波斯，在中东地区也较常见，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胡瓶多见于金银器和陶瓷器，造型多作侈口，槽状流，细颈，溜肩，鼓腹，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至唐代，中原工匠把中国人喜爱的龙、凤元素融入其中，在胡瓶的造型基础上创制出凤头壶，是一种以凤首作盖、龙身为柄的瓷壶。从玉带上出现的胡人持瓶图案来看，胡人手中多持凤头壶，如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白玉胡人持凤头壶带。皇室贵族不仅以使用胡人入贡的胡瓶为时尚，皇帝还将它作为贵重的礼物赏赐给大臣。胡人持瓶图案不但反映出在胡风东渐的影响下，胡瓶已经完全融入中国酒文化之中，还透露出唐人追求用胡器、饮胡酒、进胡食的求新、猎奇心态。^[11]  

安史之乱之前的隋唐王朝是世界强国，昌明发达，万邦来朝；北方有畅通无阻的草原与沙漠丝路沟通中外，南方有海运联络东西，由此带来了各类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鉴于这种文化大交流，工艺美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就玉器而言，其风格特征开启了“世俗化”之路，引领了后世的发展。统一、上升、自信、开放是隋唐整体风貌的概括，体现在玉器装饰样式上，即由长期以动物神兽为主题的“神秘图腾化”、“宗庙化”装饰内容，进入到以现实花鸟人物为主题的“世俗化”装饰题材；艺术风格完全脱离了商、周、汉、魏以来的古拙因素，具有表现现实生活的写实风韵。这些风格变化也在当时的工艺品中表露无疑，特别是极其鼎盛的金银器工艺，与玉雕风格一脉相连，互为交映。  

综上所述，唐代玉器之所以与前朝玉器特征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随着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且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对自然界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其次，随着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汇和交流，以及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技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唐王朝人民生活和思维方式有了极大转变，更为开放，兼容并包；此外，佛教的传入与鼎盛，也为唐代玉器纹饰和雕刻内容、技法的改变，提供了依据。但是，更为具体、详细的论述与说明，需要阅读更多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  

3 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与唐代玉器发展分析  

唐代，我国封建时代进入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龙的形象出现了新的风貌。从考古和文物资料来看，龙纹在当时已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应用范围之广、艺术形式之多样是空前的。“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制作工艺和创作手法,塑造出翼龙、团龙、行龙、卧龙、盘龙、腾龙、蹲龙、云龙、戏波龙等。”在中国数千年的龙文化中，唐代龙的形象以丰富多采的独特造型，中外文化融汇的显著特征，成为中国龙文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殊标志。  

通过对唐代玉器、金银器的初步研究表明，其工艺特征已经体现出西方文化，反应早在唐代玉器中已经将中西文化结合，彼时文化繁盛为历史文化文明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  

唐代艺术一方面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优良传统，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中国文化广泛传播的同时，融合外来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这一点在唐代玉器、金银器的造型、纹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很发达，统治阶级又喜欢以金银饰物表示豪富。金银器的造型优美、技术高超，令今人震惊，这也极大地刺激了玉雕工艺在品种、艺术风格上谋求新的发展。于是，玉匠、金银匠走到一起，在继承传统玉雕的基础上融合同时代金银细工、雕塑绘画的某些表现手法，出现了金镶玉容器，并吸收了中亚、西亚等地艺术中的新鲜血液，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一代玉雕新风，对后世玉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0]  

4 结论  

（1）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发展的机遇与生存的挑战。丝绸之路的成功申遗，不仅有利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带来良好契机和发展动力。  

（2）“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包括了和平、合作、包容，理解、交流、共赢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同样可以体现在玉文化中，既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玉器制作进行创新体现，同时，还可以将中国灿烂的文化体现在玉器中，通过新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与发扬，这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更是对历史的传承与发扬。可以说，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发展经济推动合作的共赢之路，更是一个延续历史交流文化的广阔平台。  

（3）唐代实用类玉器种类繁多，如碗、杯、盅、盏、盒、香熏、钵、盘等，其材料除了和田玉之外，还有水晶、玛瑙、珊瑚、琥珀、绿松石和以石代玉制品等。从现有资料考察，唐代玉器的用料以于阗白玉、青玉、青白玉为主，此外，还有玛瑙和水晶等。  

（4）唐代琢玉工艺以透雕和浅浮雕加阴刻为最常见手法；金玉合成饰物开始大量出现；注意与其他民族、其他艺术类型的融合、吸收。与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融合，独创的飞天玉器，内涵丰富。总之唐代玉器相较此前的时代，造型更加多样，色彩绚丽，构图饱满，华丽而清新，可以用满、全、艳来总结，唐代玉器作为唐代工艺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也具有上述特征。  

（5）唐代玉器之所以与前朝玉器特征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随着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且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对自然界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其次，随着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汇和交流，以及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技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唐王朝人民生活和思维方式有了极大转变，更为开放，兼容并包；此外，佛教的传入与鼎盛，也为唐代玉器纹饰和雕刻内容、技法的改变，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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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汪彦君.唐代玉器上的胡风东渐[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0  

联系人：张丽倩，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珠宝学院，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统一西路35号，712046,联系电话：15902964564，邮箱：zlq1218@163.com